足球篮球是否应该重走老路？

　　

　　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首战，日本男足灌了中国男足7:0，球迷失语之余恍然大悟：原来央视没买转播权是未卜先知。

　　众所周知，国足每次惨败都会贡献新段子，这次也不例外。如“日本23个留洋，国足23号刘洋”；如范志毅外滩直播时记分牌最大6分，但场上输了7个，被气到想跳黄浦江；如日本黑人门将铃木彩艳差点感冒，网友暖心嘱咐：“彩艳啊，长点心吧，以后跟中国队踢多穿外套！”

　　而在段子之外，日本足球早已脱亚入欧，首发总身价1.95亿欧元，30倍于国足首发的615万。进球的远藤航、南野拓实等人，则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球队。

　　反观国足这边，上海海港前锋武磊中超进了28个球，但本场连球都碰不到。防线人来自本赛季丢球最少的上海申花，但在日本旅欧球员蝴蝶穿花的配合面前，战术素养却近乎石化。

　　日本足球与中国足球今日的差距，既是融入世界的胜利，也是原地踏步的失败。作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职业化最发达、体系最复杂的运动，足球规律始终有其客观性，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也无法通过金元短期填补。

　　同样为“土法炼钢”付出代价的，还有愈发男足化的中国男篮，不仅连续两届无缘奥运会，还频频在东南亚球队面前充当送分童子。用篮协主席姚明的话说：我们正在经历和世界“脱轨”的阵痛，这不是换个教练就能解决的。

　　群众和大佬都不满意，纷纷带来五花八门的建议：比如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就认为，让新能源车企各组一个车队，5到10年就有望赢下日本。而在这一言论之外，类似方案也屡见不鲜，如派特种兵上、派死刑犯上、派女足上、派璃月队上、派国奥国青上、派贵州村超上、派清华校队上……

　　比上述论调更流行的，则是网民们针对大球的颓势，量身定制的“走老路”方案：足球在体工队时期还能赢日本，篮球在九十年代就是世界前八，正是完全推向市场腐蚀了体育健儿的拼搏和斗志——仿佛只有重回制、推行“三从一大”，才能扭转“足篮打水一场空”的不利局面。

　　大球成绩差，就说回到体育工作队；娱乐圈乱，就说回归国营制片厂；资本剥削严重，就说还是考编上岸稳当。

　　然而和上述一套的时代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粮票、布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出差住宿得由单位开证明、介绍信；结婚、离婚得先组织同意、上级盖章；住房只能单位分配，要么会送礼要么会哭闹。包括高考选拔未恢复、不同户籍不流动在内，和走老路都是配套的，历史的齿轮一经转动，从不给予个体双标的权利。

　　既然专业队选材拿来即用，职业化只会输送虾兵蟹将，那当然要坚定不移地走回头路。

　　因为在部分网友的概念中，足球、篮球就是一群人关起门来苦练投篮、射门、盘带等各项基本功。为什么输球？因为练得不苦，没有老一辈运动员为国争光的精神。为什么练得不苦？因为挣钱太多，惯成了养尊处优、不劳而获的网红。

　　这套流量逻辑的潜台词即是：竞技体育并不需要大众参与、市场繁荣，只需要极少数有天赋的专业运动员刻苦训练，把技术、体能和对抗练到极致。而商业化不仅无助于培养球场上的猛士，还会滋生腐化堕落与利益输送，从足球职业改革的失败就可见一斑。

　　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制如果在大球领域真有效，男足当初就不会被推向市场。

　　中国足球专业化的联赛成立于1989年，1993年红山口会议之后决定推行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的职业联赛。在1994年甲A元年之前，中国足球的人才选拔机制，沿袭的是体校-体工队-国家队的模式，和那些奥运夺金的项目并无区别。而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前身）撤编男足体工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类似国足大年初一输越南的“事故”，职业化之前其实更多，正因为屡在鱼腩身上丢分，管理者迫不得已才试点职业联赛。

　　而在开启职业化的七年之后，经历了更系统比赛、更激烈对抗乃至留洋球员加持的中国队也终于以6胜1平1负的战绩如愿叩开了韩日世界杯的大门。只盯着范志毅、孙继海们是体工队挖掘的，而不看他们后来经历了什么，自然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由于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光玩得好还不行，还得尽可能地省，这就是为什么举重、乒乓球、跳水等单人项目可以长盛不衰，因为投资回报率高。反之，对那些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就必须做到及时止损。足球职业化之前，体委每年两个多亿的经费分给足协的，其实也就一两百万[3]

　　不是上面不爱足球，而是集体项目并不适合“制”，足球更是不适中的不适：场上需要的运动员多，场下需要的陪练更多，省体工大队至少要养20多人，下面还有市队、青年队，开销最大，成绩最差。单人项目是一个人就有望拿一块奖牌，足球是一群人最多只能拿一块奖牌——事实上根本拿不到。

　　压断男足体工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队金牌榜的失利，在舆论压力下，以“小巧难女少”为基本战略的《奥运争光计划》在90年代中期正式出炉，男子大球项目自此沦为鸡肋，屡战屡败的男子足球更是直接被甩给市场。

　　在集体项目上，中国体育能做到的是专业打业余，在人口相对优势下，也能做到专业打专业，但从长期来看，做不到专业打职业。

　　就像何小鹏提到的那样，国足在上世纪末对阵日本还有优势：一是1987年奥运会预选赛，国奥2：0击败日本，昂首挺进汉城奥运会；二是1998年戴拿斯杯（东亚杯前身），中国队凭借高中锋黎兵的头顶脚踢，同样以2：0的比分拿下对手。

　　但当邻国将一项运动彻底推向市场，从普及推广入手，扎根于社区学校，建立起产业文化之后，我们的落伍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J联赛起步于1965年，最初和甲A、中超一样属于半职业联赛，球队由企业赞助，而后在1993年改为职业联赛，取消了企业冠名。1994年甲A联赛元年时，中国人均GDP是473美元，而日本是39268美元，相差83倍[2]。

　　不过日本足球的市场化是在足球人口积累和市场培育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厚积薄发的结果，而中国足球在1994年则是被迫下海自谋生路；

　　日本足球在90年代初就完成了职业转型，而中国足球则始终保有“特色”。认真将足球推向市场的三十多年后，日韩球员如今已在欧洲联赛遍地开花。苏超球队凯尔特人可以在欧冠排出3名日本首发，脱胎于日本校园足球的三笘薫，用其出色的盘带技术“检阅”着整条英超右边路。韩国足球留洋总数虽少于日本，却涌现了“亚洲一哥”孙兴慜这样的现象级巨星。

　　足球世界中的男女足，从发展阶段上看是两种不同的运动，世界上大多数的足球强国，长期以来对于女足的发展并不重视。而专业化加持的中国女足由于起步较早，过去属于“亚洲第一、世界一流”的传统强队，1999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国女足黄金一代点球憾负于美国队，离夺冠只差一步。

　　但在过去五到十年间，随着欧洲各国投入资源扶持职业女足，原先在国际赛场缺乏竞争力的欧洲队开始后来居上。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足在小组赛创下0：5输巴西、2：8负荷兰的败绩，对阵欧美已经毫无优势。女足现阶段冲出亚洲就惨案，一方面是我们停在原地，另一方面是对手进步神速。按照女足名宿孙雯的观察，欧洲女足如今每个位置都具备了90分钟高对抗能力，身体条件、战术素养、比赛节奏都愈发男足化。

　　最具代表性的标尺是英格兰女足，职业化前这支鱼腩队一直是中国女足的手下败将。2005年阿尔加夫杯，女足以点球险胜英格兰，还被国内媒体批评“我们快连英格兰都打不过了”。2011年，女足英超成立，英格兰女足开始挂钩男子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在去年的女足世界杯上，英格兰女足已经可以6：1轻取中国女足[5]。

　　反观国内，由于男足近三十年在大赛成绩和伪职业化的怪圈内反复横跳，毫无家底可言，导致女足根本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挂靠。

　　实际上，对抗性的团体竞技，必须坚定不移地交给市场，即把职业联赛办好，国字号成绩只应是、只会是、只能是相关产业健全发展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以篮球为例，我们看似也有商业化运作的联赛，也有投资人、转会、电视转播和赞助商，但选材长期无法体教结合，令群众基础白白浪费。姚明上任以来，便把重点放在青少年篮球培训、推动CUBAL（大学生篮球联赛）和CBA的交流方面，近年打上CBA的王岚嵚、黎伊扬等人，均是从选秀中走出的大学生球员。

　　比如足协提出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每次都很临近，却一直绕不进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职业联盟虽然没出来，但上面这些人都在新一轮足球反腐中进去了。

　　职业联盟前身可追溯到中超元年，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7家俱乐部在假球黑哨的背景下，倡导的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诉求的“G7革命”，而这一由职业俱乐部自己运营联赛的提议，当年即被主事者否决[8]。

　　对看重全运会成绩的地方体育局来说，转会意味着球员注册关系的变更，这叫肥水流了外人田。

　　足球领域的转会困境主要体现在甲A时期的挂牌-摘牌制，即球员只能提出转会申请，但下家则由足协根据联赛排名和各家俱乐部协商决定，“公平”的外壳下包裹的是权力寻租的阴影。这一制度始于1998年，直到2010年恒大烧钱入场抬高球员议价权后才告废止[10]。

　　从国际经验来看，足球俱乐部的优质资产是打造青训、建设场地、培养球市，但金元中超的资本大多花在了快速贬值的引援方面。这使得中超大部分俱乐部的生态十分畸形：青训差、梯队无保障、新老交替青黄不接、一线队成绩弱、球场不是自己的，但外援总砸出震惊世界的天价[6]。

　　联赛成立30年，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仲裁机制，上级态度经常代替规章制度。

　　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中超公司拒绝俱乐部单独招商，独家和耐克签订赞助长约；如联赛经常给国家队集训让路，无视各家俱乐部利益；如U23政策拔苗助长，违反运动规律，损害公平机制；如在国家队表现欠佳的球员，回到俱乐部要受到内部处罚。

　　作为个体，能踢上中超一线队，意味着已经跻身足球从业的Top 500行列。曾在多家中超球队效力的朱宝杰讲过，和他同在申花足校接受专业训练的孩子有400多人，最终踢上职业的只有区区4名。对足校生来说，能在中乙坐替补都是1/100的概率[12]。

　　不仅有培养周期长、前期投入大、成材率低等行业因素，还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化因素和独生子女的社会因素。如果没有高收入作为吸引，更不会有家长把孩子往里送。

　　对普通人来说，过去三十年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是在相对公平的高考模式下做题，而不是去练体育。

　　有人曾这样总结足球人才和大厂程序员的共性——都得身体素质过硬、吃苦耐劳、扛得住996；都得生活简单、习性纯粹，月薪三万也过得像月薪三千；都得有团队意识，甘当螺丝钉；年轻饭也都吃到35岁[13]。

　　无论是乒乓球、跳水还是冰雪项目，只要能一直赢，大家就支持，实在不行就多卷一批中产，多搞几名归化。至于运动发展规律、环球普及情况以及对手实力究竟如何，都包含在“抛开事实不谈”的范畴内。

　　观众假装在看比赛，球员假装在踢职业，投资人假装在搞俱乐部，联赛假装在搞改革，社会假装在例行监督。

　　一件事情被全社会诟病，也知道病根在哪儿，但就是解决不了。长期下来，大家除了例行“假装”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